番外（2）（2 / 9）

一页，“时间有限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好吗？”

“请问。”

“上个月，一位来自伦敦的女士在回国整理母亲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他卧室床头柜里的一个盒子——她的母亲原本是中国人，在这位女士本人是成年后移居英国的。她原本以为盒子里是文件或契据，但事实上那是几十封信件，日期是大约五十年前，二战期间，而信件的落款人是您——以及一位姓林的女士。她在采访中表示，她们这些孩子几乎完全不了解林女士——也不知道她是谁。”

我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沓信纸，“这是信件的原稿，您想要看看吗？”我一口气说完，然后打量诺特先生的神情，生怕刚刚这段话里有哪处不妥。

诺特先生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壁炉，火苗在他的眼睛里跳跃，好像燃烧着火焰的海底。

“我没想到你把信带来了。”半晌，诺特先生才像回过神来似的，说。他的身子稍微向前倾，然后端起桌上温热的茶杯：“不用了，信的确是我写的，我清楚那上面有什么内容。”

“您愿意说说吗？”我缓缓地抛下第一个话头，等待着他的回应。

“这可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”诺特先生终于抬起眼睛来看着我，微微笑着摇了摇头，“我希望一路的舟车劳顿还没有让你过分疲倦。”

“幸好我在进门之前喝了两大壶咖啡。”我开了一个不甚高明的玩笑。

他的眼神又一次落在燃烧的松木段上，火焰噼噼啪啪地燃烧着，我看见他的表情变得遥远，仿佛在火中望见了过去的剪影。

“这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。”他缓缓地说，“既不震撼，也不感人。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它属于两个战争中的普通人，仅此而已。”

1940年的中国，远天黑云密布，大半个国家风雨飘摇，时代深陷噩梦之中。

而1940年的西奥多·诺特，还不是名字被登在报纸头条上大书特书的王牌飞行员，或者传奇探险家。他只是一名刚刚从航空学院毕业的学生，远赴重洋，第一次抵达这个东方的陌生国度。

彼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刚过一年，一位美国人在昆明组建了航空学校，帮助中国人培养飞行员。这位传奇的飞行教官全名叫克莱尔·李·陈纳德，他与西奥多毕业于同一家航空院校，组建学校之后，他曾向母校写信，请求调派毕业生前来担任教官，西奥多正好在这一年毕业，受导师的推荐，与两位同学一道前往中国。

他们抵达昆明时正是六月，整个昆明雨雾朦胧，大街小巷的玉兰树都开了花，乳白的花朵被雨水洗得透亮，花香和水汽一起晕开时，像一副清香的水墨画。航空学校刚开始筹备，尚未招生，他们这些教官无事可做，彼时西南联大正在昆明办学，一位教授写信给陈纳德上校，建议邀请这些年轻人入校交流。

抗战时期，物资匮乏，西南联大的教室多为铁皮房和茅草屋，下雨时，雨滴砸在头顶，响如擂鼓，蚊虫不断，桌椅破旧，学校的年轻人们虽然热忱友善，但毕竟懂英语的人不多，交流起来困难重重，与西奥多同期的几个人去过几次后就不愿再去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雷打不动，每周两次准时前往学校，有时与学生交流英语，有时旁听，教师人手紧缺，学院邀请他留下担任助教，批改作业，偶尔也讲解机械工程或数学相关内容。

西奥多的中文水平还局限于日常的简单对话，和学生交流困难，为了减轻授课阻碍，课后他也常去临时组建起的图书馆，对着字典和笔记本一点点学习中文，同时批改作业。

某日暴雨，图书馆几无一人，只有一位穿绿旗袍的姑娘低头写写画画，发间插着一支玉兰花，两只镯子套在她的手腕上，写字时轻轻敲击桌面，琅然有声。

西奥多在她对面坐下来，翻开一份高等数学考试的试卷，答题的这位学生平日成绩优异，试卷上作答清晰明了，答案正确无误，他一路打勾过去，正要翻页，一只手却压住卷面，指尖在某个公式上轻轻敲了敲。

西奥多回过头，才发现坐在对面的姑娘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后。她怀里抱着几本书，微微弯下腰来打量试卷，又点了两个地方：“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都错了。”

她说完就走回自己的座位，埋下头继续读书，西奥多注意到她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他低头重看，果然发现男生的公式漏写了一个符号，该除尽的位数也没有除。但同时，他也不满姑娘偷窥试卷的行为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声音有些发冷：“这种行为很不礼貌。”

“我对自己的学生负责，不知道究竟哪里不礼貌。”姑娘终于抬起头来看他，她并不生气，甚至轻轻一笑，朝他伸出手来，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林，新聘的高等数学教师。早听说我有了一位英国助教，只是一直没来得及见面。”

班上学生的确时常在西奥多面前谈起他们的先生。据说这位老师姓林，从德国留学归来，博闻强识，为人温和，教学风趣，很受学生喜欢。

西奥多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，加之中文的语境里区别不出“他”和“她”，久而久之，他便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位学生口中的“林先生”一定也是男士。彼时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正横行霸道